【集萃网观察】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世界正处于十字路口、转折关头，世界经济何去何从？大国经济的走势关乎大局，中国预期2009年经济增长8％的目标点燃了人们对未来的期望。基于此，日前在中国北京召开的主题为“国际金融动荡中的中国发展和改革”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9年会吸引了来自全球政界、商界、学界和国际组织的精英。他们客观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以及对中国的具体影响，提出了应对危机的具体建议，介绍了中国政府和企业出台的具体政策措施，探讨了避免危机重演的途径，预测了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势。本文以丰富的视角全面介绍了他们观点的精华，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危机中中国负责任的大国风范赞赏有加，对中国经济前景有相当的信心，希望中国能在世界战胜危机的过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目前，金融危机仍在蔓延扩散，受此影响，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有进一步加深的可能。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9年会的嘉宾普遍认为，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是当务之急，而应对金融危机，首先要恢复信心，中国在本轮金融危机中虽然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但是中国发展模式具备抵御外部经济风浪的特点，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健康，国家财力雄厚，金融体系基本健康，政府和民众信心十足。随着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逐步到位，中国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政策和措施陆续密集出台，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平稳较快发展良好势头。中国在渡过金融危机后将更为强大。

    建立全球化金融监管系统刻不容缓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指出，现在许多经济体已经陷入了风险陷阱，如贷款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出现严重问题，重要资金缺乏流动性等。监管者必须迅速地采取行动，才能有力地应对我们目前面临的共同挑战。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分析说，美联储在两个方面的失误是导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美联储的错误决定不在于低利率，因为低利率是可以促进投资和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充裕资金的。美联储的错误在于没有用好资金。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没有发挥好应有的监管作用。

    野村控股株式会社董事长氏家纯一说，应对危机，要在全球范围内重建监管框架，建立真正合理、有效的监管机构。日本当年应对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由于出手太慢，招致很多批评。现在世界面临的这场危机要更为复杂，如今一些大型金融机构也陷入了危机之中。解决所面临的这些问题，一定要重建监管框架。不同的监管要求应该适用于不同类型的企业。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也指出，在所有金融机构的激励约束机制中，目前没有一个国际上公认的监管模式和有效的监管框架。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国家的银行业监管者认为激励约束机制不是他们的事情，这是极端错误的。在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对银行业金融机构采取审慎的、有效的、持续的监管。今年中国要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监管者更紧密地合作，注重增强监管工作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牢牢地把住风险的底线，坚决防止今年不良贷款大幅度快速反弹，有效促进银行体系稳定、健康地发展。中国银行业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五件事情：第一，在银行业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必须要有隔火墙。第二，监管者必须始终对市场、产品和机构进行监管，不管住产品就管不住风险。第三，永远不允许银行业金融机构过高地拉高杠杆率，来进行经营和操作。第四，银行内部的激励约束机制要有恰当的监管，不是去管它的总量，应该管它的激励约束的基础是否科学。第五，危机出现的时候，一要有通盘考虑的视野，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二要把应对危机当做一个系统工程来应对；三是在金融危机处理时，要讲究应对措施的顺序。

    应对危机首先要恢复信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波图加尔说，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会进一步加深，可能人均世界产值会降低2%甚至更多。在过去50年中，全球曾经出现过4次大的经济衰退，分别是1975年、1982年、1991年和目前发生的这次全球衰退。最近还有两次局部经济衰退分别发生在1998年和2001年，虽然当时人们并没有把它定义成全球的衰退，但是全球实际人均GDP增长却受到了严重影响。在1997-1998年，很多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亚洲和拉美地区都出现了严重经济衰退，但同时在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却保持了相当不错的势头。2001年的时候情况却恰恰相反，发达经济体出现了中度的衰退，而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都保持了强劲的势头。在之前的三次衰退当中，世界人均产值平均降低了0.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期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会进一步加深，可能人均世界产值会降低2%甚至更多。除此之外，全球产值总量也会有所下降，其他一些有关指标也会进一步降低。2009年经济衰退将影响人均消费下降1%，而1982年出现经济衰退的时候仅仅下降了0.2%。而且，这次金融危机可能会引发人均投资下降6%。

    沃达丰集团董事长庞约翰认为，金融危机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超出任何人的预期。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地加深，应对危机首先要恢复公众的信心。如果公众不能够切实感受到形势有所好转，不能够重拾信心，那么他们就会进一步担心自己的就业，担心房产和股票价格进一步下滑，担心债务增加，以及担心付不起教育、医疗和退休后的费用。他们就会储蓄，减少消费。

    目前，各国政府和央行正在积极地克服公众的消极情绪，采取了减税、降低利率、增加开支等措施。但是这些措施还未能见到实效，特别是还没有改善老百姓的心理预期。中国政府采取了发放消费券的措施，这些消费券只有在花费一定现金的情况下才能够使用，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决策者应该认识到，今天我们面临的危机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各国协调政策不能以邻为壑，而是应该采取前瞻性、合作性的政策。某些发达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动。

    中国最有可能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率先回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指出，尽管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了一系列的障碍，但是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基础并未动摇。中国最有可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

    第一，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内需扩大的空间广阔。经过过去30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今天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整个基础设施非常落后，还有广大的农民和城市的低收入群体，他们对住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和扩大的空间都很广阔。

    第二，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余地很大。中国今年的财政赤字9500亿元，但是占GDP的比重不到3%，累计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也只有20%左右，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余地很大。跟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有四个方面的优势：一是中国具有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二是中国政府有有效动员资源的能力，三是到2008年年底，中国有1.9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四是中国拥有雄厚的民间资本的投资能力。

    经济危机和衰退既是一场灾难，也是改革调整的良机。要使中国经济回升具有可持续性，就必须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一方面要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要为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如果对体制改革和结构性调整重要性内容缺乏认识，不仅会贻误改革调整的良机，而且会为下一步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设置新的障碍。只有深化改革、消除体制弊端、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新竞争优势的确立，才能为中国中长期的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朱之鑫说，从长期趋势看，中国仍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具备抗风险、促发展的一系列有利条件：第一是改革开放30年来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1978年-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左右，人均GDP超过了3000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加到1.95万亿美元。第二是改革开放30年来，创造了良好的体制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从原来的由政府确定转变为由市场形成。第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拥有内需持续扩大的巨大潜力。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强劲增长的态势短期内不会改变。同时，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优化、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社会事业发展，这些都蕴藏着巨大的需求和增长的潜力，这为中国经济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快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社会政治长期保持稳定，既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意愿的正确发展道路。

    朱之鑫指出，在看到中国经济发展良好态势和有利条件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周期性调整双重因素的挑战，中国经济正面临着进入新世纪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挑战。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一方面我们立足于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另一方面，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务实合作，积极维护国际金融秩序，最大程度地减缓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为世界经济尽快走出金融危机的困境、共建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社会作出不懈的努力。

    中国应努力使发展模式更趋于平衡

    中国充裕的财政以及恰当的货币政策为中国向更加平衡的、主要依靠消费所带动的增长模式转变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亚洲开发银行行长兼董事会主席黑田东彦说，今天的中国比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更能抵御外部的冲击。经过多年实行谨慎的经济政策，中国取得了令人赞赏的财政实力和稳固的国际地位。

    中国需要进一步致力于实现各方共享和环境可持续型的经济增长，使发展模式更加趋于平衡；继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机会，这样才能使增长成为一种共享型增长；采取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会帮助中国更加平稳地从目前的资本密集型工业生产向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模式转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源的水平，实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包含的很多因素都是非常好的，但还有四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加强对国内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铁路的投资非常重要。它能在长期内促进产能的增长。美国在150年之前大力发展铁路，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二是帮助中国建立更创新型的经济，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不仅要支持中国企业家回到中国，也应该支持中国科学家回到中国来，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三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社保体系，可以降低居民储蓄，直接或间接地刺激消费。四是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一要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二要对工业结构进行调整，以提高效率。三要大力提高消费。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促进就业，提高居民收入，促进消费。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说，在刺激计划当中投资不仅仅是解决暂时的问题，还应该有助于经济长期的增长和发展。第一，对经济出口而言，经济刺激计划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比如很多经济体倾向于在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限制出口，这样会遭至其他经济体出台报复措施。第二，要刺激中国个人消费，更好的做法是保证中国长期消费势头的增长，包括提高社会保障体系水平，从短期看政府已经采取了发放消费券等措施。第三，对投资而言，政府在银行业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中国来说，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向金融机构下放贷指令，进行投资。2月投资新增贷款数量甚至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经济发展。第四，投资过剩问题。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出现了许多投资过剩现象，现在中国政府更需要考虑的是所进行的投资是否得到有效利用。中国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在某些产能过剩的行业重新产生重复性的低水平的投资，比如说在钢铁行业等。

    政府部门举措连连应对危机

    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工业的影响在加重，工业增速大幅度回落。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说，具体来看，金融危机对中国工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对国际市场依存度高的产业影响很大，出口萎缩，订单减少，影响企业开工率。二是国际市场初期产品的价格高起高落，国际市场原材料的价格剧烈波动，原油、钢材、铜、铝以及石化产品出现了大幅度跌落。三是一些行业产业下降，出现了亏损。去年11月，生钢、汽车、乙烯等产量同比分别下降了12.4%、15.9%、12.2%，工业用电下降7.5%。四是一批中小企业和部分大型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库存增加、资金短缺，停产、限产、歇业乃至关闭的面在扩大。去年年底统计，去年停产、歇业和关闭的中小企业数量占企业总量的7.5%。

    为了尽快改变工业发展的困难局面，中国政府目前正积极推动落实以下几项措施：一是落实已经确定的各项措施，比如稳定出口、拉动消费、提高轻纺、基建等产品的出口退税，“家电下乡”、“农机下乡”、“汽车农机具下乡”，扩大工业产品的销售。二是抓好钢铁、汽车、石化、纺织、有色金属等九个重点工业行业，加上物流业，抓好规划落实。三是大力推进企业的技术改造。重点在品种质量、节能降耗、环境保护、装备水平和安全生产这五个薄弱环节进行改造。努力用好中央财政200亿元技改专项资金，推动一批项目尽快实施。四是会同有关部门加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缓解融资困难，落实好中央财政今年96亿元的中小企业发展资金，改善对中小企业的管理和服务，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最近中央财政10亿元的担保基金已经到位，分到330个担保机构里，可以为4万个中小企业提供2500亿元的贷款。工信部、银监会和人民银行共同合作，银行也采取了很多得力的措施，预测今年通过担保可以给中小企业贷到6000多亿元的担保贷款。中小企业有了资金以后，资金流没有断，就会有订单和市场，就会发展起来。

    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指出，当前全球经济暂时遭遇挫折，但开放合作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中国将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更加充分地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实现和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携手合作、同舟共济，推动世界经济早日复苏。商务部今后将重点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第一，积极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商务部将进一步健全农村的流通网络，积极推进“万城千乡”的市场工程，提高农家店的覆盖面，提高农业生产和农业增收。在全国全面推广家电下乡的政策，不断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促进农村消费结构的升级，完善城镇的流通网络，改进社区便民服务设施，满足和扩大城镇居民对文化娱乐、休闲旅游、家政服务等的消费，发展新型消费模式，大力促进社区的商业、物流业、家政业等等的消费，加快发展节假日和会展业的消费。继续整顿市场秩序，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第二，努力保持对外贸易的稳定增长。商务部将坚持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和以质取胜的战略，巩固传统的市场，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加大对进出口政策的支持力度，抓紧健全出口信用风险的保障机制，改善对进出口的金融服务，稳步推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努力扩大进口，重点引进先进的技术装备，增加关键零部件、元器件、重要资源和重要原材料的进口。

    第三，推动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协调发展。中国积极利用外资的政策方向绝不会改变，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完善服务和支持体系，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节能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优化外资的区域布局，提升中西部国家级开发区和沿边开放的水平，大力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支持各类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积极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发展境外资源合作开发、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等等。

    第四，营造良好的国际经贸环境。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带来了严重的困难，贸易保护主义只能使世界经济雪上加霜，只有加强合作，同舟共济，保持国际经济贸易的畅通，才符合各国的根本利益。中国一直秉承越是危机紧要关头，越要坚持开放合作的观点，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并坚持通过沟通协调来化解各国的各种贸易摩擦。

    发展模式决定中国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会更强大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相信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以后会变得更强大。他说，发展模式决定了中国在渡过金融危机后会更强大。首先，中国有多种所有制形式和产权形式。应对金融危机，西方政府主要应用金融杠杆，而中国政府既有金融杠杆，也有经济杠杆。经济杠杆使得中国庞大的国有企业可以有效推行中央政府政策。其次，中国出口导向经济在国内有不同模式，珠三角利用外资的开放程度很高。而在长三角，地方政府利用外资比较重视科技、环境，所以这次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少。而浙江模式虽然也鼓励利用外资，但主要是国内资本用得比较多，市场也是以国内市场为导向。山东省尽管也是出口导向，但是出口占地方经济的比例不大。重庆则完全靠内需。中国这次能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跟中国国内不同的模式有关系。再次，中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监管做得比较好。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政府在金融体制方面下了很大的努力，特别是处理银行坏账等。这次危机发生以后，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元拯救方案，一方面是调整中国的产业结构，进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是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险、社会保障和教育，这个方向非常正确。中国是个学习型的国家。这次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同样也在学，如果学得好的话，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以后会变得更强大。